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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西南军阀,是如何登上民国政治舞台的? | 短史记

2018-05-25 21:05:01feiadmin6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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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克念

冯玉祥虽然才三十五岁,但也是北洋军一名少将旅长了。不过除前两年剿灭白朗流寇,他并没有经历过多少战阵,因此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很多年后,他回忆道:

“我带队伍出泸州不过十里,就看见漫山遍野退下来的溃兵。……官们狼狈不堪,兵们穿着一身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一路不停地骂他们的长官。……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

1916年1月26日,接近农历的腊月小年。冯玉祥目睹了西南系地方实力派成军以来第一场胜利,也是北洋系同西南系交战的第一场失败。这是护国战争中的一幕。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这场战斗无论谁胜谁负,都没什么战略意义,

但就历史角度来看,这是西南系军事实力派挑战中国最高权力的开始。

影响近代历史走向的西南系



军队,尤其是清末民国的旧军队中,无论是先前的北洋“中央陆军”,还是1926年后的国民革命军及国军,或者各地那些力弱心高的地方实力派,都很讲究出身、源流、门阀、系统。

当然,具体划分起来,真是花样百出。有的是以毕业军校为界别的,比如1920年代四川地方实力派,就以“保定系”和“速成系”来区分,前者自然指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后者则指的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身的军官。有的则以长官的籍贯来划分,比如众所周知的直系、皖系等等。

综合而言,民国时期所有的高级军官,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三个界别:北洋系、黄埔系、西南系。

北洋系,可以说是认知度最高的一个军事门阀。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起点,发育出嫡系段(祺瑞)派和冯国璋派,又有衍生的旁支张(作霖)派和曹(锟)派。

黄埔系,其源头则是1924年初,国民党于广州设立黄埔军校,网罗天下英豪训育之。先是东征统一广东,后又北伐统一全国,仅仅三四年就雄姿英发,不可一世,其领袖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国军政第一人。所谓黄埔系者,主要指的是该军校负责人、各级教官及头四期学生兵。教官的出身很驳杂,如黄埔系的精神领袖何应钦,照毕业院校来讲是“日本士官系”,照地域出身讲,应该是“西南贵州系”。但其最后的事业根基确定于黄埔军校,建功立业在此,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归纳于黄埔系。

在这个系统中,汤恩伯的归类可谓最为勉强。他原本出身于浙军,算是北洋系旁支的旁支;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算是士官系。北伐军兴,浙军整体起义投向国民党军,汤恩伯入军校任黄埔六期上校教官,因此也有人说他是黄埔系。

另一个足可以同北洋系、黄埔系比肩的军事门阀,是西南系,却极少为人所注意。然而作为事实存在,西南系巍峨于军界垂三十年,从清末到1949,不断影响着中国军事力量的演化。

西南系,其“西南”者,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地缘政治概念。自然地理中,中国的大西南,一般指的是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这四个省区。清末而来的地缘政治概念中,“西南”往往指的是川、滇、黔、湘、粤、桂这六个同气连枝、同声相求、关系纠缠、利益交错的军政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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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6年,军阀割据的大致情况,其中桂系、滇系是西南系的主要势力

清代的云南贵州属于同一政治系统,为云贵总督统辖。四川则明为一省,暗分川渝,由四川总督统辖。但云贵,尤其是贵州,自古穷困,财政收入很低,入不敷出,一直需要财富横溢、人口众多的四川“协饷”。

广东、广西也一向同属于两广总督统辖的同一政治系统;同理,贫弱的广西也需要富裕的广东财政支持。

湖南的情况有点特殊。该省原本在舆地和地缘上同湖北自成系统,谓之曰“湖广”,而跟川滇黔或两广没什么历史关系。但清末以来,湖南一直是革命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发源地之一,即使比较安和保守的君宪党人,在湖南也是相对激进。因此,近代的湖南同革命策源地广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具体而言,比如三番督湘的谭延闿虽然名列君宪派,却同该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交情淡漠,其革命精神反而跟与之毫无历史关系的孙中山更能相通。

湖南深受两广或滇黔的军事伤害。

当时云南或广东的军事实力派的政治对手,无非是内部的另一位巨头,或是北京的北洋政府。针对北洋的军事行动,名之曰“北伐”。粤省北伐,无非联合广西势力,基本上是从韶关直接攻入湖南;黔省北伐,无非联合贵州势力,借道四川攻入湖南。然后以岳阳为根据地,沿长江顺流而下,逐次攻击武昌、九江、安庆、南京,如此,东南富庶之地尽入我手,天下乃传檄可定。

所以后来无论湖南多闹腾,多有独立倾向,北洋军始终牢牢控制住东西南北交汇的战略要冲——岳阳。驻守岳阳这个全国中心的,就是袁世凯的嫡系战将、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虎威将军曹锟。

南军北伐,北军南征,都要“借道”湘省。大兵过境对地方上的征用和骚扰,远胜于盗匪流寇。所以湖南人对于这种“借道”越来越厌恶,这也是后来长沙大搞“联省自治”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一个相对独立的军阵系统的产生和壮大,除了人才、财政、意识形态的支持,背后还要有一二位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为偶像性存在,将这一系统具体化、形象化、超然化。

广东一向是革命党大本营,其偶像为戮力反清二十年的孙中山及其门徒陈炯明;广西则远在天南,其偶像是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敌岑春煊及其部下陆荣廷;云南虽然僻居边陲,但清末却紧跟时代潮流,偶像为当地新军创办者蔡锷及其恩师梁启超。

孙、岑、梁,这三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在袁世凯意图称帝的关键时刻,“反袁”成了这三位精神领袖的最大公约数。

其后蔡锷早逝,梁启超遂失去军事凭借,其影响力在西南式微,云南由唐继尧逐渐坐大。

贵州原本就一直是云南的附庸,其政治起落完全受着云南政情波动的影响。唐继尧只是滇军管带(营长),其势力的崛起,就是由昆明当局派遣其担任贵州都督而起步。袁世凯时期,各省的最高军事长官由都督改称将军,其职衔相当于前清的巡抚。但是,内地有两个省份因为经济财政贫弱,战略地位虚弱,其军事首脑仅称为“护军使”——那就是贵州和福建。

这两个省的地缘环境非常相似。本地军事力量薄弱(福州是近代海军势力的发源地之一,但同陆军无关),经常受“邻居”的入侵和挤压,比如川滇之于贵州,粤浙之于福建。

广东的各方势力布局,却非常奇特。广州原本就是革命党的根据地,既然新军已然“变质”,清廷只能派遣外军入境,这就是原广西提督龙济光“济军”进入广州的由来;这也是桂系军队长期压制广东本土力量的由来。因此,虽然广东革命基础深厚,社会经济富有,教育程度颇高,军事人才丰厚,但由于包括由济军开场的客军络绎不绝的挤压,本地军队一直不能健康生长。

直到1917,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将自己的亲兵二十营拨给孙中山,才算有了粤军的一脉根基。但粤军也要陈炯明带领至闽南就食才能生存下来,才有日后的发展。后来,粤军虽然因将官叛离而不断分裂,但毕竟成为黄埔军校的依托,也成为国民党“党军”的基干之一。其军事干部张发奎、陈铭枢、薛岳等,都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代名将。

广西的岑春煊也日渐年老,于六十岁以后失去了对时局的兴趣和控制。而李宗仁、白崇禧等仰慕三民主义的青年将领崛起,使得岑陆等老官僚在广西军政界失去了偶像地位。至此,新桂系崛起。历史竟然会反复重演。清末,旧桂系的岑春煊是对袁世凯最有威胁的朝廷重臣;民国,新桂系的李宗仁是对蒋介石最有威胁的党国要人。最后,李白二公竟然成为摧毁蒋政权统治的关键力量。

由西南酝酿成熟的力量,先而倒袁成功,逼死袁世凯;继而北伐成功,颠覆北洋政府;再而反蒋成功,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灭亡。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历史作用长期被人忽视,而如今谁还敢说他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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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李宗仁、白崇禧合影

一切从陈宧投笔从戎开始



西南系的崛起,要从陈宧开始说起。

陈宧是突如其来准备去读军校的。

陈的进学历程有点像现代人。他七岁进私塾,相当于念小学;十三岁进入府县合办的汉东书院,相当于念初中。不过这个“初中”他呆得有点时间长,直到十八岁考取秀才,才算毕业。

这两年,他实现了传统读书人的第一步梦想:非但中了秀才,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阶梯,还考取了省城有名的经心书院,得明师指点,学友切磋,更有利于今后的科举抡才。而且,他因为岁考、科考一等,升为“廪生”,每月有了三两银子的生活补贴。

为了养家糊口,陈宧在暑假,跟着族叔贩运鱼干进四川,在三峡那儿受到了卡口税吏的勒索刁难。外人的欺侮,症结就是他迟迟不得功名。或许自己真不适合科举?但也未必,之前好几次重要考试都成绩优异。正在犹豫间,一条捷径出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

陈宧当时已经二十七岁,一般秀才到这个年纪还不进学,基于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不是去做师爷、教师,就是去做账房、医生了。而这个武备学堂是新生事物,不仅待遇优厚,且看似有政治前途。中国传统原本重文轻武,但满清的开国格局中,武将地位不低。且四十年前,有无数读书人从军同太平天国鏖战,以军功获得了滔天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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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宧

这个军校是总督直接创办,其中的优秀学员,会更容易进入高官的视野。

在这个军校里,许多同学的年纪要比他小得多。比如云梦县的吴禄贞,比他小十一岁;黄陂县的蓝天蔚,比他小九岁。还好,中国原本就有终身教育的传统,同一间科考场屋中,十六岁和六十岁的考生都有。否则,面对比他小十来岁的同学,可能还真的有点尴尬。

不过,陈宧似乎并没有从军校毕业,因为他有了更好的前程。湖北惯例,每十二年一次,由学政主持全省秀才考试,每府只有一个出线名额,称作“拔贡”。获选的考生进国子监进修,然后由朝廷授予官职。

陈宧已经弃文从武,但听说这么个十二年才一次的机会,不禁跃跃欲试。还真给他考中了。在德安府所有考生中,他的策论成绩列第一,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功名。

陈宧的命运轨迹总是这样的—:几年顺畅,几年蹇涩。他于拔贡次年就去京城参加会试,本想一鼓作气,贾其余勇,没想到败绩而归,只能进国子监继续深造。这时正好戊戌变法,陈宧就成了新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他叔祖陈学棻1860年代初就是进士翰林,一直在京城做大官,同蜗居老家读书的陈宧没有交集。如今陈宧拔贡进学,就也成了陈学棻的西宾幕僚。

1900年夏,庚子事变中的首都一片混乱。京师大学堂师生四散,陈宧身无分文,既不能回乡,乃游荡于北京街头。陈学棻准备护驾,行前将其推荐给了军机大臣荣禄。荣禄得知他读过军校,就任命他为武卫军管带(营长),保卫朝阳门。陈宧与敌力战,在“都门不守,銮舆西幸”后,他“收集余众八十五人,冲西直门浴血而出”,赶去保定汇合大部队。

撤退途中,陈宧竟然“得遗弃兵饷十三万七千两(白银),亲至保定,以畀荣禄”——这些军饷起码值如今的人民币四千万元,陈宧完璧归赵,锱铢不取。并且,许多京官在西行奔赴两宫行在的途中诸多艰难险阻,多亏陈宧鞍前马后地救护,才能免于被流寇劫杀。

这两件事,使得陈宧名动朝野。无论其廉洁的人品、精锐的能力还是强悍的勇气,开始为一二品大员所认知。在护驾西行途中,他还认识了同样前来护驾的湖南布政使锡良、甘肃按察使岑春煊。

慈禧太后非常感激岑锡二位的千里赴义,分别任命他们为山西、陕西巡抚。这也是两位大员成为封疆大吏的开始。1902年,岑春煊由山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没想到当时哥老会起事,清廷急忙让他入川应急,署理四川总督。因为需要军事平乱,岑春煊将自己在山西编练的二营常备军带进成都,并扩充为四营。正在这时,广西又有会党造反,于是朝廷又急忙命岑氏南下广州署理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因此,他走的时候,将刚刚训练好的四营新军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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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清朝做官时的岑春煊

与此同时,原本已经任命为闽浙总督的锡良,被急令入川,接岑氏的班。这也可见,偌大的清朝,人才济济,但在关键时刻,朝廷还真是找不到几个有用之材。其实,这些疆臣也找不到几个可用之材。

此时之前,陈宧在官场的靠山——他的叔祖、工部尚书陈学棻在随扈两宫回京的途中,病倒在潼关,然后去世。陈宧办完丧事之后也病倒了。幸亏岑春煊对他多有照顾,但也躺了三四个月才康复。等过完年,他出发至成都。这里,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良等着他前去训练新军。

“湖北系”在清末溃散



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几乎同时纯粹用西洋方式,开始组练新军。这也是中国有新式军队的开始。袁慰亭和张香帅,可谓是开了南北兵制改革的先河,清廷也一再要求各省,“仿照北洋、湖北成法”,来各自训练新式军队。

到1903年,锡良任四川总督,将传奇人物陈宧带到成都,帮助筹建四川武备学堂。1907年,锡良又调任云贵总督,又将陈宧带到昆明,为组建新军第十九镇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转折点发生在1909年。当时,锡良调任东北,陈宧也紧跟而去。接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同昆明驻军第十九镇的主官关系非常僵化。于是他请教云南讲武堂的负责人李根源,后者就请他多拉进点私人进军队,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李经羲深以为然。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李根源和另一位云南留学生罗佩金已经是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不过他们向李经羲推荐了蔡锷,一位康梁党人。说实话,蔡锷的政治面目一直非常模糊。他是湖南人,而当时湖南青年的偶像都是反清意志极为坚定的革命党领袖黄兴——他几乎是整个长江中游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

有一则例子可以说明蔡锷同黄兴的关系。1915年底,为反袁大局计,作为革命党温和派领袖黄兴曾暗助困居于北京的蔡锷逃脱樊笼,经日本赴昆明,主持西南系的反袁护国军事行动。 据说,为打消蔡锷回滇而对唐继尧产生的心理压力,黄兴特意给唐氏写了封信,解释道:“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蔡锷不是黄兴的门徒或部属,凭什么后者的这番说辞,唐继尧会相信?而且,逻辑再往前推,黄兴既非蔡锷的领袖或上司,又凭什么替后者解释今后的战略计划?若此密函为真,那么,蔡锷同革命党的关系可能远比后人想象的要深厚复杂。

就因为总督大人的一己私念,使得李根源得以上下其手,将许多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引进了云南第十九镇。其中,蔡锷是三十七协统领(旅长),罗佩金为其下属,任七十四标统带(团长),而他下面的各营管带(营长),也是唐继尧、刘存厚等革命党人。

这些人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的军官,更进一步来说,是袍泽兄弟;而究其本质,则是一心要实现反清共和理想的革命同志。正是革命组织在云南新军中的固化,才使得1911年昆明的“重九起义”如此顺畅流利,而蔡锷也就非常轻松地登上了都督宝座,成就了一世英名。但其时,云南系的军事实力,还是远不能同北洋系、湖北系相抗衡。

随后几年湖北系的衰落,其间接原因是本地人在本地做官的不多,不能保证地方势力能够有效地结合凝固;其直接原因是副总统黎元洪实在太卖力,对于军队中稍有革命党倾向的就痛下杀手,使得人心离散,黎氏自己也失去了稳固权力的凭借。所谓的“泥菩萨”,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过从另一面看,湖北系的溃散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为一镇一协:一镇就是张彪为长官的第八镇,一协就是黎元洪为长官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然而,为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第八镇的主要力量已经被端方带进了四川,这才导致武昌城防空虚,革命党有了可趁之机。

带着湖北新军主要兵力的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其实一路上一直在关心时局变化。武昌首义二十天内,湖北、湖南、江西、山西、云南等省次第光复,端方的心思也“由剿变抚”,首先建议清廷处分对保路运动处置不当的四川总督赵尔丰。

这是他第二次上奏章弹劾赵尔丰了。第一次弹劾,清廷免了赵尔丰川督职务,令岑春煊接任,而命端方带兵入川;第二次弹劾,因岑死活不愿进四川,于是11月6日清廷下旨,令端方暂署川督。但是,这份诏书发到成都的总督衙门,却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的原因,被赵尔丰扣留了。

整整二十天,端方陷入了彷徨。他接不到清廷的指示(其实诏书已经发到了成都),又深知弹压保路运动已完全不可能。因此只能带着一群湖北兵在成都外围转悠。新军内部的革命党的消息比端方灵敏得多。11月22日,重庆光复;27日,成都君宪派宣布四川独立。当军内革命党知道这些信息后立即发动兵变,当场就将端方斩首。近一个月之后,仍盘踞川督衙门的赵尔丰面临另一次兵变,也被斩首。

后来有人说,若端方在11月6日就接到自己代理川督的诏书,而进成都履职的话,那么,局面会截然不同。至少,他和赵尔丰肯定不会死。

端方带兵入川,客观上瓦解了湖北新军的建制。再加上黎元洪对于新军下层革命党的清洗,使得作为军事派别的湖北系不复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过,清末民初的人的心理,地域观念之强,是今人难以想象的。黎元洪任副总统后,提携栽培了许多湖北籍人士。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北洋系中多军事人才而少政治人才,因此袁世凯看中了许多黎元洪系的干部,纳入自己的幕僚班子。

其中就有陈宧。

唐继尧相当有“福气”



民国四年(1915),可能是袁大总统一辈子最舒心的年份。其最大的敌人国民党已经分裂,坚持武装斗争的孙中山虽然重建革命党,但显然势力不达国内。行政方面,地方统治逐渐军政分离,一些素来跋扈自雄的老军头也被袁氏收了兵权,闲置于北京的将军府养老。外交上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日本逼迫下签了“二十一条”。但东京虽然利用因一战而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钻了个空子,袁氏毕竟拒绝承认最丧权辱国的第五章,多少为中国留了点颜面和退路。

1915年初,袁世凯似乎已经在谋划进路。他同时追封均已去世的“刺宋案”两造——赵秉钧、宋教仁——分别为上卿和中卿(这是文官荣衔,相当于武官的上将、中将),已透露出浓浓的“和衷共济”“咸与维新”的气息。

1915年,刚刚过完旧历春节,袁世凯就命令自己信任的幕僚长之一陈宧入川。当时陈宧的职务是参谋次长,袁氏仅给他加了个兼差:会办四川军务。这是个不咸不淡的职务。可以说是贬官,因为陈宧曾任代理参谋总长,以此地位外放,起码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而如今给个“会办”——也就是协助办事的二把手,怎么回事儿?

当然,没人真会认为这是贬斥。因为跟随陈宧入川的,有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分别统领的三个混成旅。这是北军进入四川的开始,也是袁世凯一统中国的最后一记绝招。果然,陈宧刚到四川,就担任巡按使,然后任命其督理军务。这样,陈宧相当于就是前清的四川总督。

更重要的是,带兵入川的三位旅长同陈宧都有很深的渊源。陈氏在清末任新军二十镇统制(师长)的时候,曾将伍祥祯、冯玉祥提拔为协统(旅长)和管带(营长)。陈氏在任代理参谋总长时期,李炳之曾在他手下任参谋部科长。这一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世凯对西南系实力派,有了用兵的打算。

广东广西两省,目前的最高军政长官龙济光和陆荣廷对中央尚算恭顺。但是这两人同北洋系素无关系。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二人都做过岑春煊的下属,而岑氏可是清末袁世凯最大的政敌。现在岑春煊还算安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他静极思动,潜龙复起,挑唆这两位旧下属干些什么叛逆的勾当呢?

贵州不用担心,该省一向唯云南马首是瞻。云南才是个麻烦的根源。这个省很穷,仅比贵州稍好一点。平时财政还算能够自给自足,但讲到练兵养兵,就需要外省,尤其是四川“协饷”了。

但是,因缘际会,云南的军事教育特别发达,在清末几乎形成同保定系对垒的军事教育团队,云南讲武堂也就成了西南系军人的养成所和大本营。蔡锷是滇军系统的精神领袖,而他的精神领袖又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袁世凯最捉摸不透的人。袁世凯曾借着梁启超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排挤了国民党;又将政党政治的活动基地——国会,给整个儿解散了。照说,梁启超手下这些进步党籍国会议员的金饭碗都给敲掉了。但梁氏还是不紧不慢,不瘟不火。袁世凯对梁启超、对蔡锷,还有对同为梁氏门徒的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都越来越放心不下。

对于云南将军唐继尧,袁世凯倒是没啥疑虑,也不戒备。因为唐继尧资历太浅。清末驻滇新军十九镇官兵中,蔡锷威望最高,任三十七协统领。唐继尧不过是一位营长,同蔡锷之间还隔着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罗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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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唐继尧

昆明人谈及民初的滇军将领,至今有“四气”之说: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黄毓成的勇气,罗佩金的“二”气。唐继尧福气实在好。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义,蔡锷“礼送”清廷云贵总督李经羲,处死顶头上司钟麟同,遂自任云南都督。随后昆明还“输出革命”,向滇南、滇西及四川派兵,精英尽出。等贵州也向云南求援的时候,蔡锷实在无人可用,“廖化为先锋”,只能派唐继尧进军贵州任都督。

民国成立后,“地方自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许多云南高级军官因为蔡锷并非滇籍,而对他有意无意地排挤。等蔡氏不安于位扬长而去,云南军人中地位最高就是贵州都督唐继尧了。于是,请他回昆明任云南都督。由小小管带到云南军政最高长官,唐继尧只用了两年时间,这实在是好福气。

当然,除了天生好运,唐继尧还具备其他军人不具备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极为敏锐。北京政府任命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唐继尧就嗅到了浓浓的不祥气息——陈宧,是中央插进西南的一把利刃。才四天,唐继尧便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的将军、护军使、巡按使发了封密电。其中,川黔湘粤桂同云南同属西南系地盘,湖北则是陈宧的故乡。他扔出了一颗照明弹。

在密电中,唐继尧以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为理由,呼吁西南各省“秣马厉兵,有备无患”。没几天,这些收到密电的各省军政长官不约而同地拒绝和驳斥了唐继尧的建议。这也是意料中事。但唐继尧的西南系“盟主”心态,已经昭然若揭了。

战略高手袁世凯根本不怕唐氏的任何异动。他把陈宧钉在四川,一招妙棋,堵住了所有唐继尧们的进路。1915年,唐继尧才三十三岁,还难免轻躁冲动。而陈宧已经四十六岁,正好是一个事业型高官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且,陈宧深耕西南军界久矣。1903—1910,七年间,他在四川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许多川籍高级军官,如周骏、刘存厚、刘湘、邓锡侯,都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带兵官,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的事业基础新军十九镇,陈宧担任过统制。真可谓是“门生故吏遍西南”。

袁世凯在派遣陈宧出镇成都时,评价道:“驾轻就熟,事半功倍。”这诚然不是溢美之词。而且,北洋陆军在湖南岳阳还有曹锟的第三师驻守。西南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曹锟便会长驱入川,虎视滇黔,威震西南。

护国军有三大先天不足



陈宧当时带了北洋中央陆军下拨的三支劲旅: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李炳之的十三混成旅、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作为统治川渝的武力后盾。其中伍祥祯兼任川南镇守使,向南监控住外省军队入川的大门。

北洋时期的镇守使,职权和职衔与前清的总兵相类,有统兵实权。其一般都由中将旅长担当,专门驻扎于战略要冲,监控某一地区的军事安全。所以,云南独立后西南系护国军举兵讨袁,第一战的对手就是伍祥祯。

先是,1915年底,蔡锷在其恩师梁启超的误导下仓促起兵,其政治目标为反对帝制,捍卫民国,因此称之为“护国军”。当然,也有坊间传说,当时西南群豪争论纷纷,对本次举义的宗旨各有说法。后来,因为决策云南独立的会议的召开场所是昆明护国寺,所以,义军就冠了“护国军”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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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蔡锷

这很可能只是讽刺蔡锷的段子,但其也表露出某些实情。护国军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但除了蔡锷、戴戡等几个梁氏忠实门徒外,大部分滇黔川渝的军官清末都是同盟会员,内心对孙中山还是更亲切点。

根据确切的史料,对反袁义军的命名问题,在座的西南系将领争执非常激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最后是“民无所措手足”。所以,要做大事,拟个恰如其分称号,至关重要。这就是早就被现代人忽略忽视的“名分”。

蔡锷既然是康梁党人,其价值取向肯定颇为复古。他想模仿明初朱棣的“靖难之役”,将这次反袁讨伐命名为“讨逆军”。如此,蔡锷的内心,是隐然将云南当成中央,将梁启超当成即将取建文帝而代之的朱棣了。

李根源这些温和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名字其实最佳:“共和军”,保卫共和国体,全民共识。

但是李烈钧等稍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不愿意。最后,还是资深革命党人吕志伊一锤定音,提出了“护国军”这一名称,照顾了方方面面的诉求。大家遂无异议,全票通过。

蔡锷本身也大有问题。因做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校长),故而蔡锷在西南军界威望很高,是西南系军事实力派的开山祖之一。但他既缺乏实战经验,更缺乏统御能力。且识人不明又身体病弱。所以护国军兴,本就先天不足。

不足之一:没有领袖。云南的反袁护国,精神领袖是梁启超,这毋庸置疑。梁氏有组织、有干部、有理念,而且也有绵密的人际关系网和全盘战略。但问题是,他遇到了清末的孙中山一直遇到的问题:缺钱。

于是就有了不足之二——没有军费。没钱,怎么打仗?所以,蔡锷这个政治领袖,从一开始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1915年末,西南系诸将在决定云南独立后,决定摆脱袁世凯设定的北洋行政体制,回到民国元年(1912)状态,恢复都督府,军民合治,并召集省议会。谁当都督呢?

蔡锷此次从北京回昆明,万里之遥,但带回的只有梁启超给他的一大摞真真假假的电报,没钱没兵。所以,他必须依赖此时的云南最高军政负责人唐继尧。因此,推举云南都督,唐继尧毫无悬念地“当选”。

如果反袁的义军开拔,云南都督最多不过是个后勤部长。问题在于,整个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尤其是护国军组成以后,竟然没有一位有权统辖所有事权的总司令。

于是就有了不足之三——没有核心。只能“太公分猪肉”,搞了三个总司令,正好是反袁联合阵线的三派势力:蔡锷,康梁党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国民党人,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地方军头,第三军总司令。

陆荣廷的儿子死了



从本质上来说,护国战争是点缀着军事战的政治战,且决胜的重要力量,“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袁世凯所忧心的,是那些老部下对于自己称帝的态度,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的翼赞极为重要。至于孙中山、陈炯明、梁启超、蔡锷,他根本不在眼中。

而岑春煊呢,一直是当年在朝廷的死对头,但现在他他唯一可依靠的力量是之前的下属陆荣廷——不过后者远在贫瘠的广西,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何况,还有龙济光这个“滇边蛮子”替中央镇住广东。若陆荣廷“绿林流寇”胆敢叛逆,这两位前广西提督必然会血战一场,谁胜谁负,未尝可知。

然后,陆荣廷的儿子死了。

古代君王指名抽调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儿子进京,任内廷侍卫,表面上是宠爱和提拔,实质上是羁押为人质。袁世凯在称帝野心开始暴露的1915年夏,也效仿前人故智,召陆荣廷儿子陆裕勋为侍卫武官,即刻进京。

到1916年初,蔡锷已经在云南揭起反袁护国的大旗,滇军也经贵州向四川进发。正在这时,陆荣廷给袁世凯发了份电报,替陆裕勋请假——我突然身体很不好,请大总统恩准,让我儿子回广西来探病吧。袁世凯令人吃惊地大度,当时就准假,特许陆公子回乡照顾老父、

当然,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三岔口”——陆荣廷在试探袁世凯的信任程度,也在表白自己对袁氏的忠诚。若袁氏不信陆荣廷,就不会释放陆裕勋;若陆荣廷真要反袁,也不敢明目张胆要求中央放人。他只要出重金,安排一些江湖弟兄帮陆裕勋秘密逃出北京就行。袁世凯何等世故,自然一眼就看穿了陆荣廷的这两个用意,当然也不会对他儿子再作留难。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从后来看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陆裕勋从北京回广西,竟然在汉口停了下来。有史料说,他在汉口病了。可是,为什么是汉口呢?这条根本不是回广西的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京广铁路。

清末,北京到武昌通了火车。要到十年以后,即1918年,这列火车才能开到长沙,1936年,才能开到广州。那么在1916年,北京回广西正确的方式是如何的呢?

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在此坐船经黄海到上海稍作停留,然后经东海至香港,再换船经南海至越南海防;在此坐火车,经滇越铁路进中国,再由公路经龙州抵达南宁。整个行程差不多要四十天。所以说,陆裕勋去汉口做什么?

或许,他去看朋友,或许,去买东西,谁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在汉口病了,而且没几天就死了。

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就像宋教仁一样,陆裕勋也是袁世凯下令暗杀的。但是我们却认为,就像宋教仁一样,陆裕勋并不是袁世凯下令暗杀的。因为宋教仁及其基础国民党没那么重要;因为陆裕勋及其父亲陆荣廷也没那么重要。而且,宋教仁的死激怒了国民党,陆裕勋的死激怒了陆荣廷。这对袁世凯的大计来说,都是反作用。这两人被暗杀的时候,恰巧是他最需要稳定的当口。

一得到儿子在汉口暴死的噩耗,陆荣廷马上召集他麾下最为亲厚信赖的二十多名重要将领,以“如有违异,饮弹而死”的毒誓,开始了广西的反袁起义。

云南、贵州、广西称兵北伐,标志着西南系军事力量正式开始挑战中国的最高权力,也标志着西南军阀的正式成型。稍后,浙江、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袁世凯的生理末日和政治末日,亦同时来临。

(完)

参考书目

《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谢本书 冯祖贻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中华民国大事记》,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北洋军阀史资料选集》,杜春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郭廷以主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李希仪 曾业英 徐辉琪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蔡锷集》,蔡端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52年版;

《政海轶闻》,陶菊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本名许敬,系民国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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